但是,还有书籍

来自听雨轩

第 1 话 书海编舟记

编辑,译者,一群隐身于书背后的人。

他们穿梭于字里行间,钻研着逗号句号的学问;他们以敏锐的眼光,探寻文学的矿脉;他们以细微琐碎的工作,搭建起跨越语言的桥梁,摆渡于作者和读者之间,编织着航行于浩瀚文海中的思想之舟。

朱岳,豆瓣秃顶会会长、小说家。他的作品荒诞不经,充满奇思妙想:手指被切除后安上面条的女朋友、胸腔里长有小型影院的“默片人”、靠阅读文学作品提高战斗力的刀客…相对于精神世界的丰饶,他的现实世界就有些…枯燥。

“上班…打卡…打完卡…进来…开电脑…然后看看豆瓣…然后看会儿稿…看会儿邮箱有什么事…然后一天就过去了…大概就这么一个生存状态。”本科法律,做过三年律师的朱岳,却在一次应聘出版社法务的时候,稀里糊涂地做了编辑。“我们书其实分为三类,一个是外国文学,一个是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这些话语地区的文学,还有一类是原创文学。《往事与随想》这本书也非常经典,因为体量太大了,一千八百多页,看了两遍吧。编完了我就换了眼镜,用眼太多了。”

在朱岳看来,写小说是当上帝,做编辑是当杂役。长期以来,他都以写小说为志业,而只把编辑当做糊口的手段。这样茫然颓丧的工作状态持续了近十年,直到朱岳遇到一本书。“就这本《寂寞的游戏》,这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作者,39 岁的时候就自杀死了。当时可能最吸引我的是,正好我也 39 岁,然后我就把这本书认真看了一下,写的非常好,不亚于任何西方的哪个大师的作品。”

袁哲生,被张大春誉为“撑起 21 世纪台湾小说江山的两位作家之一”。擅长以孩童般纯真的双眼去捕捉人类的孤独、生存困境与潜藏人们心底的沉郁情感。但在大陆,他却仍然是相对陌生的名字。朱岳觉得,这样的好作品应该被更多人看到。“这等于是袁哲生的一个遗著。当时是我的营销同事跟 100 多个人去推荐这本书,结果都不愿意要。我去找我的一个铁哥们让他推,他马上说我不用这个我不看。我当时就非常生气,然后就把他给拉黑了。”

尽管屡屡受挫,朱岳和同事们没有放弃努力。终于,这本书凭其生命力获得了媒体推介,赢得了众多读者,并获得了 2017 年“新京报·腾讯年度十大好书”等多个奖项。“就是你使劲去推广它,还是有人能认可的。到了《寂寞的游戏》,我就开始觉得可以把编辑作为一个事来做,就和写作差不多,有一个理想化的想法。”

《寂寞的游戏》的成功,让朱岳对华语文学的出版有了信心。此后,他更多地投入到对华语文学的阅读,挖掘那些不为大陆读者所知的好作品。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黄锦树、中国台湾作家黄国峻和童伟格等一批华语作家的作品,由此破土而出。“其实我之前都不知道什么叫‘马华作家’。华语地区的这种创作,其实非常强。以前可能只知道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最多知道骆以军。然后其他人可能就很陌生了。但是他们其实有很多好的作品,起码能有 50 个吧,我觉得。”黄国峻《度外》、黄锦树《雨》、童伟格《无伤时代》《王考》《西北雨》…这些华语文学作品,无论是在语言、叙事手法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准。朱岳认为, 华语文学已经发生了一场爆炸,却因为处于大陆以外相对边缘的地带,几近无声。而他们要做的,便是通过出版和推广这些作品,调整华语文学的经纬度,让华语文学的爆炸能波及更广,获得更多的读者。

相究于文学价值已经被肯定的华语文学作品,让朱岳更为“头秃”的是本土原创文学的新生力量。这些在业余坚持纯文学写作,但无论在市场上还是体制内都没有得到肯定的新人作家,被朱岳称为“野生作者”。他们的作品另类、边缘,或许尚不成熟,但已显现出巨大的潜力。朱岳希望通过挖掘和培养这些新人,为本土文学输送新鲜血液和更为多元的力量。但想让相对小众的纯文学作品,在浩瀚的书海中杀出一条血路,并非易事。这让朱岳常常陷入一种深深的忧虑。

尽管现实常常让朱岳充满沮丧,精神恍惚,但在骨子里,他还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主义。从不遗余力地挖掘新作品,到不择手段地推销书。他希望以好作品来抵抗语言和文化的劣化,以努力让纯文学在商业上能够运转下去。

2018 年年底,朱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相信文学的未来,不会是鲁尔福笔下铁板一样的土地,而将是一块肥沃、丰饶的土地。“十万个人里,你找出一个人来,能看这个数,那么我们就能活下去。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激励,还是发现好作品。如果我发现一个《百年孤独》,那我觉得我做编辑这个职业也值了。”

在被一些人视为夕阳产业的出版业,仍有无数像朱岳一样的编辑,坚守着文化的阵地,编织着思想的载体。从一字一句的校阅,到挖掘优秀作品,他们的工作琐碎繁杂,却意义非凡……

“编辑这个行业呢,时间和质量是成正比的。时间投入越长,可能质量越高。时间投入越短,质量可能就不能有所保证了。中华书局的编辑呢,在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上,一般一个书稿投入的时间会很长。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编辑坐得住,这是第一位的。”俞国林,中华书局学术著作出版中心主任。

在被称为“板凳一坐,一辈子冷”的古籍整理编辑岗位上,俞国林已经工作了十八个年头。靠着十几年如一日的努力,他主持并直接参与了十多种国家级古籍整理项目,策划出版了陈寅恪、顾颉刚、陈梦家、容庚等近现代学人的书籍。在俞国林看来,成为一个好编辑,除了要有渊博的学识、甘于坐冷板凳的耐心,还必须具备敏锐的眼光。“有很多重量级的书稿,都是我读书过程中,哪怕是别人的一个注脚,别人的一句话提到,我就去寻,寻这背后的故事,寻找这书稿在哪里,被我发现并挖掘出来的书稿还不少。”

2018 年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正是这样一部被挖掘出来的书。它是历史学家、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时期日记的整理本,详细记录了郑天挺在那个非常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想。对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都是极为重要的史料。

“《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先生出的一本书。看的时候,看到这儿有一页郑天挺的日记,心情很激动。觉得郑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可能保存有。所以当时就给郑先生的孩子郑克晟先生去了个电话。郑先生跟我说他父亲的日记基本上都还保留着呢,有几十本。那我说这太珍贵了,希望能够得到整理和出版。”

然而,让俞国林意想不到的是,日记的出版历经周折,前后居然花费了十三年。“家里人对于出版还是有点不同意见,毕竟是一个人的个人日记,他有私密的东西,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时候,还是不适宜提前拿出来。”

“我是这儿的常客,每次来我坐这儿,郑先生就坐在这个位置。我们呢,每次都要这样进行交流。”十多年间,俞国林始终没有放弃出版的希望,他每年都会去天津拜访郑克晟,两人还成了忘年好友。2017 年,郑天挺的后人终于一致同意出版这些日记,俞国林心愿得偿。“我第一时间跑到了南开,找到郑先生把那个日记拿了出来。最开始的估量也就 40 万字或者 50 万字撑死,没想到后来交给我们整理之后呢,一下子弄出来七八十万字,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也出乎我们的意料。他的日记记得那么地完整,每一天还记得那么地详细。”郑天挺的日记从 1938 年 1 月 1 日写到 1946 年 7 月 14 日,几乎贯穿整个西南联大时期,内容详实,巨细靡遗。涵盖了治学、教书、交通、学校事务、学人交游、日常饮食等各方面。

在俞国林看来,这本书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为研究抗战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比如说,郑先生是联大的总务长,又是北大的秘书长,同时又是历史系的教授,郑天挺是联大最忙的教授,没有之一呀。他有这么多身份,他的工资收入居然不够花。他在有一年的某一月日记里记下了他的总收入是多少,他的支出开销有多少,最后这一个月的透支,是一万多块钱。所以很多人去给别的报纸写一些文章,报头文章,拿点消费。他说他绝不写,他觉得这个有辱人格,要保持这个士大夫的精神,保留了君子固穷的这个状态。”

拿到这些珍贵的日记后,俞国林马上组织团队投入整理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对日记手稿进行了释读与考订,以及七八遍校对,终于赶在了 2018 年 1 月推出了上下册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经出版,这套书便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读者的热烈欢迎,被多家媒体列入读书排行榜。截止 2019 年 9 月,销量已逾两万册。

对俞国林这样的编辑来说,虽然做的一向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但当他们以细小而绵密的针脚连缀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文献,为读者编织出一条条通往前人思想的小舟,便是作为编辑的高光时刻。然而,作为书籍的幕后工作者,他们的这种快乐往往是隐秘而短暂的,但焦虑却会长久伴随。一本书出版之后,编辑总是要率先面对读者的质疑,对所有问题负责。“学术界大家认你,如果我们一旦出现一些错误,在豆瓣、微博上,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读者或者朋友转发来的帖子,有的时候看到真汗颜,‘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呢’但确实发生了。”为了对作者和读者负责,俞国林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为了校勘比对,他往往穷尽力量,搜集一本书的各个版本;为了验证资料,他常常出入于各大图书馆和档案室。他对文字锱铢必较,希望用慢工细活交出更好的作品,并在一次次修订重印中不断完善书稿。“…漏抄了‘人受其’三个字…”

“因为书对于作者而言,这是他的结晶。对于我们编辑来说,它是我们的结晶。对于读者而言,它也是文化的享受。他读得舒服,那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和编辑一样,文学翻译也是一种与孤独相处的工作。他们凭借对文学的热爱,独自泛舟于浩渺的词汇之海,以迟缓而审慎的态度,为读者扫除语言障碍,让人们得以领略到更多非凡的作品。

范晔,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朗读诗歌、纸牌游戏、故事接龙…他的课堂总是别出心裁,花样百出。范晔希望,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们对于西语文学的热爱。这种感悟,来自范晔的亲身经历。

1995 年,范晔高中毕业。对未来没有明确目标的他,因为北大西班牙语老师赵振江的一句“拉美文学大有可为”,误打误撞进了北大西班牙语专业。“我刚上大学还是很吃力地学习,成绩不大好,当时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不是真的‘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主要是因为我个人学习语言的能力也比较差,也没什么天赋,主要还是懒。可能到相对高年级一点,把语法基本上学完了以后,读一些原文的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才算找到这学习的乐趣,觉得原来学这个还是值的。”

出于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热爱和想要将它们分享给更多人的愿望,范晔从在论坛上发表一些译诗开始,走上了翻译这条路。2009 年,第一本由他独立翻译的作品《万火归一》出版,作者是范晔最喜爱的西语作家,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之一科塔萨尔。“这是一小部分关于科塔萨尔的各种书,《八十世界环游一天》很诡异很好玩的一本书,这是我翻译过的《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这是我翻译过的《万火归一》的其中一个版本。我《万火归一》大概也有三五个版本。我自己发明的一个口号叫做‘让译书成为买书的借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直到此时,只把翻译当做兴趣的范晔并没有想到,自己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2010 年,正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的范晔收到了一封邀请他翻译《百年孤独》的邮件,这是马尔克斯首次授权中国出版《百年孤独》。自 1982 年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便掀起了一股“马尔克斯热”,市面上先后出现过十几个未经授权的《百年孤独》中译本。面对这部 20 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巨著之一,面对前辈翻译家的珠玉在前,范晔有过犹豫。“因为大家读者也会有这种初恋情结,所以当时确实也有这个忧虑。但是后来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因为这毕竟也是一个很难抗拒的诱惑。这是一个学武之人和功夫大师过招的机会,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在试译了几个段落以后,范晔在当时的几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被选定为《百年孤独》首个正式授权中文版的译者。出版社要求他尽量在十个月内完成翻译,时间紧迫,而这本书的翻译也存在诸多困难。“你还是要把握它这种基调,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越是神奇的、越是不可思议的、越是所谓魔幻的东西,我讲起来越是平常。另一方面就是,我更多地是称之为一种名物上的或者说百科式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也要花很多精力来做。”

为了达到理想的翻译状态,范晔搜集并阅读了马尔克斯的其他作品和《百年孤独》各种研究论著,反复阅读《百年孤独》西班牙语原文,试图捕捉马尔克斯创作时的感觉。“我还是主要用的电子版,偶尔也用这个(书)。但是也禁不住老翻来翻去的,明显就是(被我)摧残地确实比较厉害。”

2011 年 6 月,范晔花了 11 个月翻译的《百年孤独》面世,成为出版业的一个现象级事件。上架后,这本书一度占据畅销书榜首位,而范晔流畅诗意的翻译风格,也广受好评。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批评的声音。“他就认为我的译文是太过流利,把那些他认为应该是粗糙的东西都给到打平了。我反而觉得某种程度上这对我是一种肯定,因为我读西文的时候感觉这个是一个非常讲究、非常流利的西班牙语。全篇就是这样一个大江大河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我也希望在我的译文中,也体现这样一种非常流利的中文。”

“实际上这也是《百年孤独》里面一个对唐吉坷德的戏仿。它说 para estimular a los inermes,despabilar a los timidos,sacia a los voraces,exaltar a loa modestos…所以我翻译上是这样的:使无能者受振奋,腼腆者获激励,贪婪者得餍足,节制者生欲望,纵欲者遭惩戒,孤僻者变性情…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语境里面,你的用语越是非常堂皇、整齐、文雅,这种反讽的效果就越加地强烈。”

事实上,对待不同的作品,范晔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在这些年的翻译中,他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波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买了一本有声书,准备有时候听一下,当个背景找找感觉。”但随着译作越来越多,范晔的自信却越来越少了。每一次翻译,他都抱着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性情。“当时就编了这么一个别号一样的‘象寄门下临深履薄堂仓皇右使’,“象寄”就是翻译的古称,‘临深履薄’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仓皇’也是一样的,不大能拿得准,有点狼狈的这样一种情形。”

“‘译者即叛徒’——但丁名言。我们翻译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你总觉得:再给我时间,还有些可以微调或者是一些润色或者改进的地方,肯定是有。当然也有个别的情况,比如这块觉得很满意,觉得简直一字不能改。幻想中出现另一个自己拍拍自己的头:小伙干得不错。都有这种情况,但这种还是少数,而且这种情形也越来越少。”

和文字缠斗,与自己较劲,在范晔看来,文学翻译是一种艰难的快乐,也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快乐。因此,尽管工作越来越忙,尽管翻译收入微薄,他始终不计得失,在坚持翻译这件事,在享受这种艰难的快乐的同时,范晔也把翻译视为一项使命。在他看来,西语文学是一幅巨大而美丽的拼图,他要做的,便是连同几代译者一起努力去补全这幅拼图。

第 2 话 二手书的奇幻漂流

书籍,从一诞生,便开始了它的奇幻之旅。

从书店到读书人手中,从一个书房到另一个书房,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辗转流徙,不断增添新的痕迹与记忆,与人共同书写着一段段故事与传奇。

“旧书店它所承载的能量跟东西是更多的。我所谓的东西可能包括历史、文化、时间…我只想让旧书的那个好、那个价值,跟那个意义,如何能够让它更清楚地被人看到和知道。”吴雅慧,旧香居店主。

旧香居是一家主营绝版书、珍本书的旧书店,从 1979 年吴雅慧的父亲经营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 40 个年头。2003 年,吴雅慧从父亲手中接任,成为了旧香居的第二代掌舵人。“我从上小学四年级就开始顾店,帮忙整理书、帮忙搬书。小时候谁都想来巴结我,到我家可以看免费的书,金庸啊、三毛啊、琼瑶啊,然后杂志啊。我妈就说你不要每次都不顾店在看书,前面的书被偷走了都不知道。所以那时候,我都还记得我跟同学说,那我先看,我看完了你再看,那你要负责看着前面。反正我那时候就挺用书去结交朋友的。”

童年的成长环境,满足了吴雅慧对书籍的渴求,这里是她与未知世界连接的一种途径。但她从未想过,在这堆散发着油墨和霉味的泛黄纸页中,竟然潜藏着宝贝,直到一次意外的发现。“我记得四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的零钱掉了,就趴下去捡零钱。然后它被放在柜子最下端,趴下头的第一眼就瞄到这本书。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那个 moment(瞬间)打开的那种惊喜。”

“最有趣的是你看它旧旧的,可是一打开的时候,就整个新得不得了,布的。就觉得那个落差感是蛮大的,很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从此就觉得,哇,怎么这么漂亮。”这本让吴雅慧如获至宝的书,出版于 1937 年,是日本画家绘制的和菓子图鉴。精美的木刻制版和印刷,500 册的限量印数,让它在市面上一书难求。“我跟爸爸讲说这不能卖,这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呀,我梦幻的开始。”《国菓图鉴》的发现,开启了吴雅慧对旧书的全新认知,在浩瀚的旧书世界里,与一件尘封已久的宝藏不期而遇,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触动。从那时起,她渐渐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找父亲买书,她对父亲的工作也多了一份敬意。

“我觉得那时候设计挺好看,就很简单。”从废品站收书,到路边摆摊,再到有了固定门店,吴雅慧的父亲一步步将旧香居打造成了台湾旧书界无人不知的一块招牌。“我爸爸为这家店积累了太多东西,我们都有固定的来源。他(小贩)已经算是少数会拿来(书)的人了,因为他们有的小贩已经做到第二代了。比如说我们忙,也没办法随时他叫就叫到我们,他们会把比较好的书挑起来,可能等到一个量,再给我爸爸或我弟弟。”

“这人看书也挺杂,什么都有,也有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好像什么都有。我们曾经在香港买到一大批书,那批书花了我们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整理,然后再运回来。应该说这个收藏家曾经到过我们家,他们一家人来逛过我们书店。老先生就一直说我们书架上挑的书很内行,觉得我们很用心。说他在香港也有一大屋子的书,如果说我们有兴趣愿意卖给我们。”

“我们在整理到那一批书的时候,竟然发现好多我爸爸的字迹跟笔迹。因为我父亲写的数字非常地特别,尤其是我爸爸写的 8,非常龙飞凤舞,就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写法。我觉得那一幕是让我觉得很精彩的,一个卖书人最终又从另外一个买书回来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卖出去的书。我觉得这个轮回是很有趣的。感觉那个书,它就是跟着人漂流到不同的地方去,最终流着流着流着,又流回到你身边了,这是一种很深的缘分,我相信。”

靠着吴雅慧父亲的经营,旧香居赢得了一大批藏书家的信赖,也成为众多藏书家散书的好去处。而如何继承和发扬父亲打下的这份基业,成为吴雅慧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留学法国期间,寻访百年老书店的经历给了她一些启发,让她萌生了将旧香居做成专业古旧书店的想法。为了打破传统旧书脏、乱、旧,论斤称的印象,在近十五年的时间里,吴雅慧和弟弟将他们的几十万册的藏书慢慢整理成系列,开办了不同主题的旧书展览。从“五十年代中小学课本展”到“三十年代新文学珍本展”,再到“五四光影期刊展”,他们希望尽自己的力量让这些备受冷落的旧书重新被人们发现和珍视。

“你或许不能回到那个时代,但你能借用一个物件,感同身受进入到那个氛围。我觉得对我来说这就是旧书最迷人的地方。我跟爸爸说,我希望能够把古书做得更精致、更专业,不只是把书当成二手书,或者是用一种很廉价的方式,也可以说更文化的方式去呈现它,不是只是一个买卖。可能对更多人来说,它更像是一个生活应该有的一种态度。”

在旧书店短暂中转之后,二手书又整装待发,开始下一段旅程,等候与爱书人惊喜相遇。每隔一段时间,陈晓维都会与一帮爱书人聚会,将新近淘到的好书拿出来分享,是这些书迷们的例行节目。

“我们这个书友的聚会就是互相显摆显摆自己的东西,这就是藏书一个重要的乐趣之一。因为藏书的人都很寂寞,因为你平时收藏这些东西,没人愿意听你聊这些,别人也听不懂, get 不到你那个点,你到底痴迷在哪儿。所以只有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我们才能互相理解。”版本、品相、题签…在陈晓维这样的书迷心中,书的价值自有另一套标准。对他来说,二手书最有意思的地方,不仅在于精美、稀有,更在于念念不忘之后的必有回响。

“这个就是鲁迅去世前不久编的他的最后一本书,叫《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凯绥·珂勒惠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一位女版画家。她是那种关心大众疾苦的(人),所以她描绘了很多下层人民的生活,鲁迅可能也是心有所感,所以他托人在国外买了很多原版的版画,然后把它印成了这本书。”这本 4 开大的画册,出版于 1936 年,由鲁迅先生编译,从内容筛选到装帧,全都由他“手自经营”,耗费了整整一年时间。由于印制精良,成本高昂,总共才印了 103 部,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市无价。“这个书最早我是在唐弢的《晦庵书话》上看到讲这本书。因为我们都知道唐弢先生是收藏新文学的泰山北斗。这本书出版以后,他曾经给鲁迅写过信,说想求一本。这个书非常非常地少,鲁迅说这个书我早就送没了,以后再给你想想办法。没想到过了不久,许广平先生亲自来找到他,然后把一个线装本送给他。然后他还特别说明,这个线装本编号是十二号。”

这本埋藏着一段时代曲折往事的书,让陈晓维印象深刻。但他并没有想到,在这本书出版七十多年后,自己居然会在拍卖会上与它相遇。“我一翻开书我吓一跳,我一看,上面鲁迅亲笔写的“十二”两个字,这不就是唐弢在文章里说的他那个镇库之物吗。”由于拍卖图录的提要只写了“版画选集”四个字,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在一番好不激烈的竞拍后,陈晓维以 3 万多元的低价将它收入囊中。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兴奋,因为等于是买到了一个祖师爷的宝贝,就觉得很高兴。所以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我收藏新文学这么多年,得到这个东西觉得冥冥中是如有神助这种感觉。”从 2002 年开始走上藏书这条路,陈晓维已经在他的书房里收藏了 2 万余册古旧书。由于中学时期迷恋鲁迅的文字,他的藏书多以新文学版本为主,这些书有些是早年从旧书摊捡漏而来,有些是拍卖会高价竞拍而得,还有些是从熟悉的书贩友人手中求得。它们兜兜转转,几易其主,带着不同的记忆与故事,又来到了陈晓维的书房。

“喜欢一个作家并且收藏他的书,一方面是因为你喜欢他的作品,另一方面你是觉得他这个人,跟你自己的内心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说沈从文那种对世界的态度,他对世界是不去计较,不去争夺。我统计了一下他在解放前一共大概出了六十多本书,然后我收集了大概有四十多本吧。”沈从文民国时期出版的书素来难以搜集,陈晓维四十多本的收藏量,在沈从文专题收藏领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像这个《边城》,就是原来收藏的人拿一个牛皮纸的封套,把它保护起来了,所以这品相非常好。这个就是《边城》的初版本,这个书当时是天津的一个人卖给我的,经过了将近 100 年的时间,可是品相都维护得非常好。所以我很感谢他,他把这个书保存得这样好。所以到我这,我希望我也能让它继续保持下去。”

以藏书为起点,陈晓维在旧书世界里越走越深,他像侦探一样考据旧书的历史,根据书中的痕迹探寻前人的故事。他与友人一起开过书店,目睹和经历了旧书业的兴衰,他将这些书人书事以生动鲜活的笔触写下来,先后出版了三本书话(《书贩笑忘录》、《买书记历》、《好书之徒》),记录了人与书之间一幕幕离合得失的故事和旧书业罕为人知的传奇。

“书本身是一个故事,写书的人身上又有个故事,书的流转又是一个故事。所以其实你买了一本书,你不是收获了这本书,你收获了好几个故事。我想即使到我生命的最后,我可能写的所有东西都是跟书有关的。有些是跟我收藏的古书有关的,有些是跟我生活的这个时代里边的人物有关的。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这几十年,是中国一个剧变的时期。从书业上来讲也是发生了剧变,所以我想把这段的历史给记录下来。对我来说藏书其实就是去追逐那些濒临灭绝的物种,把它收集起来,放在一个自然保护区里。然后我就是保护区的区长,把它们保护起来,让它们能够在里边很好地生活,延续下去。你像我的儿子,他以后也很可能对这些东西一点不感兴趣,他如果不喜欢,那还不如让它流通到市场上,让那些喜欢它的人去买到它,体会到那份喜悦。”

二手书在藏书人、书贩、旧书店之间的漂泊,牵扯出一段段妙不可言的缘分,也由此形成了独有的生态系统。而有的人尝试让书籍突破固有的循环,开始更为奇妙的旅程。

Lulu 和蜗牛是上海的一对 80 后夫妻,也是一家书店的店主。每个周末,他们都会去各个书市、书店淘书,再将这些四处搜寻来的书,分享给更多的人。从租书、图书漂流到快闪移动书店,蜗牛和 lulu 一直尝试以各种好玩有趣的方式勾起人们对阅读的兴趣。而喜爱阅读和旅行的他们,一直以来还有一个梦想。“2012 年的那个元旦,我们出国旅行了一阵子。当时就觉得,我们旅行的时候就没法开书店了,就没法卖书了。”“我就记得,那次出去我们把门关掉了,然后第二天去机场的路上,好像地铁下来,我们还特意去书店门口拍了一张照片,有点舍不得它关掉嘛。所以就想是不是有机会开一辆书车,把书都带上。”

载一车精心挑选的书,与心爱的人一起,开一辆书车漫游中国。2018 年,蜗牛和 lulu 在寻找新址重开实体店的间隙,决定启动这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并不是说是,非常多的人越来越不爱阅读了,其实很多人是有阅读的诉求的,只是可能没有碰到把他阅读的欲望给勾起来的一个契机点。当你阅读足够便捷的时候,比如说就出现你的办公楼下,你就可能会来看看书、选选书。我觉得书籍是让人与人发生一些链接的一个很好的媒介。不同的地方摆书摊的时候,也会邂逅一些不同的有趣的人和书友。”

“因为书,人和人可以成为朋友。因为书,大家会更容易做一些交流。每次碰到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别人,然后别人也非常喜欢,很开心地买走的时候,确实是会让自己非常感动。其实经常会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想要开书店,为什么想要一直开下去。其实这些方面的收获都是一个很大方面的原因。像这种不经意地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让这些人邂逅了他未曾想到自己可能来到这个地方,还能碰到一个书摊,买走一些书。”

蜗牛和 lulu 的移动书摊从上海出发,经江西、四川、甘肃、内蒙古、北京等地,行程九千多公里,跨越 11 个省份,出现在咖啡馆前、音乐节上、水果摊间、菜市场里,邂逅了无数有趣的人和故事,也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

岑卜村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只有老人和小孩留守乡村。村民们好奇这两个人为何跑到乡下来卖书,也担心他们一本书都卖不出去。“对于比如说上海这个大城市,可能相对书店会更多一些,但是可能在很多的地方,一些小城市、小县城或者是一些乡村里面,书店是非常稀少的一个东西。他平时也很难接触到一些书籍,我们希望让很多的书籍出现在它原本可能不会出现的地方。”

(这是一个摄影师给他的父亲母亲拍的,出成了一本书叫《俺爹俺娘》,也拍成过一个纪录片。)“当我看到这些乡村里的人去翻阅这些书籍,内心会有更大的一个满足感和幸福感。他虽然没有从我们乐开书店买走书,可能对他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说没有书摊,去摆到他们村里面,也没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书。

”“其实我觉得,有些幸福感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可能一种分享,就会带来一种幸福感。有一句话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叫‘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比如阳光、空气和水。’所以,其实我们是用一种分享的方式,让更多人体会到这种感觉。就是他可以通过分享,然后去换得一些很美好的东西。”

第 3 话 绘本中的奇妙世界

绘本,是成人送给孩子的一份礼物。

蔡皋、熊亮、粲然,这三位绘本人,他们会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孩子创造了一个个五光十色的绘本世界。或通过分享绘本共读的魔法,为成人提供了一把打开儿童内心的钥匙。他们打通了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通道,为人们传递着奇妙的绘本之力。

“有花开的日子我就会上来,写生嘛。一个人在楼上坐的时候,安安静静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来,文字也会来、阳光来、蜜蜂来、香的味道也飘过来…很养我的,舍不得下楼。我喜欢画自然的东西,大量地搜集素材,它是积累(的过程)。你积累到一定的时候,闭上眼睛也可以画了,都会流到你的笔下来的。”

“我喜欢的事情我就会记下来,大自然的安排,它很错落有致的。它好像是个保护者的形象,那么大的叶子,大非洲菊就像保护者。一只蜻蜓飞过来了以后,我想满版我都不想画别的了,这一块都是它的天空,安静的时光,所以这一页是空下来了。”作为艺术家,蔡皋总是善于用审美的眼光打量一切,她如同一个收藏家,采集并珍藏着生活中那些雪泥鸿爪般的美好瞬间,再把这些反刍、提炼,诗化成她笔下的绘本世界。

今年已经 73 的蔡皋,是中国绘本界当之无愧的先驱者。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绘本这个概念还不为大众所知时,蔡皋就已经开始创作绘本,并凭借《荒园狐精》为中国绘本拿下了第一个国际性大奖——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皋的绘本(《百鸟羽衣》、《孟姜女》、《花木兰》、《晒龙袍的六月六》、《月亮粑粑》、《月亮走,我也走》)植根于中国民间文化,她以继承自民间艺术艳丽、丰富、变形和夸张的技法,描绘民间鲜活蓬勃的生命力,表达人们朴素的对美的渴望。蔡皋对于民间文化的热爱,来自她生命的体验。

1946 年,蔡皋出生于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皋的生命抹上了明亮的底色。尤其是热爱生活的外婆,最懂得四时八节的民俗物事,也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你像我外婆给我的童谣,要含蕴一辈子,从里面提取生活的智慧和精神的力量。有些童谣,比那个橄榄还要时间去含化,比吃橄榄还要有味道,回味无穷的。”

“月亮粑粑,肚里坐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奶奶出来装香,肚里坐个姑娘…方言是我们的来路,语言的来路,最后的故乡。童谣、儿歌,都是传统里面最好的,能够流传久远的东西。我们对它有了解,就记住了乡愁。”在最新创造的《月亮粑粑》、《月亮走我也走》童谣系列绘本中,蔡皋将儿时的童谣编织成绘本,希望在城市面貌和语言日益趋同的今天,留住乡音和乡愁。这也是她一直以来的坚守,以一支画笔勾勒民间文化的一缕幽脉,以艺术家的眼睛回望农耕文明的安宁与美好。

“你看你看,那边好漂亮吧。那个落红啊,把那个屋子的栏杆全都落了,好浪漫哦…春天它就是很奢华。现代人没有家园感,我之所以要有楼顶,有公共的楼顶,我就希望新的传统是一个小区,它有一园青草,就像鲁迅先生讲的,他有他的百草园。我跟我小孩一起玩的时候,有时候舍不得这些花,抛一把…”蔡皋对乡土与自然的情感,源自她六年的乡村教师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蔡皋被分配到乡村当美术教师,一开始,她觉得自己被“流放”了,没想到穿过人生幽暗的山洞,最终抵达的是柳暗花明的桃花源。乡村的四时景致,淳朴民风,浸润着她的心灵,也成为她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这就是我在乡下的颜色。我干了六年的农活,闭上眼睛也能画。这是我非常熟悉的田地,我最喜欢走这种路,草籽花开、稻谷香,你要唱起来:稻谷香喽喂。那真的是这个味道。烘茶叶、稻谷割,都是很累人的,但是都变成了美丽的东西。就像普希金说的: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变成亲切的回忆。”《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皋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她喜欢追寻的,是在这个表情同一、众生疲惫的时代,现代人所遗失的那种安详的表情。“《桃花源的故事》为什么我觉得我想画它。我不想把它画成完全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世外桃源的故事,与其说是它是理想,还不如说它应该是可以是现实的。我要画的是安宁、平和,老人和孩子都很快乐,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是我们的愿景,我们希望的生活就这样子的。”

《桃花源的故事》是蔡皋与日本绘本大师松居直合作的作品。上世纪 90 年代,在松居直捐资设立的中国绘本“小松树奖”评选中,蔡皋编辑的四种绘本囊括了全部奖项,二人因此相识,并结下了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友谊。《桃花源的故事》便是这段友谊的见证。为了让这本书能恰切地交到孩子们手里,在松居直的指导和建议下,蔡皋从充分理解故事开始,一点点打磨细节。“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废掉很多画稿,就是对付不了桃花。桃花你去画它的时候,很难画的。你要是一朵一朵画得很细,画很写真的话,气氛又出不来,所以我主要是画气氛、画色调。远远地过去,迷迷蒙蒙的一片,你感觉到空气很湿、很润。它也有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的特点,比方说一条河大量的留白,留白有气流的感觉,这水自然就有水的感觉。中国画里面多的是这种白。”

2002 年,由松居直配文,蔡皋绘制,日本书籍设计大师杉浦康平设计的《桃花源的故事》,由世界最著名的童书出版社之一,日本福音馆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而对于蔡皋来说,这本书还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作为一个绘本创作者,桃花源也寄托了她的绘本理想。“桃花源的故事,如果说和绘本连在一起来想的话,都是一样的事情,都是保护童年的事情。那我们的工作,就成了麦田守望者。我愿意我的小书,像一本本的小船,划到你那边去,被小孩子看到,然后去穷其究竟,像追寻桃花源那样,去追寻图画书的美好,跟图画书一起成长。”

绘本创作者们是童心的守护者,他们以儿童的尺法,编织着一个个微渺又浩瀚的世界,这个世界光怪陆离,千奇百怪,却有着最根本的真实。

熊亮,国内最知名的绘本创作者之一。在他笔下,万物有灵且美,上演着一出出妙趣横生的“纸上戏剧”。金刚师给风火水石上课、京剧猫在舞台上粉墨登场、梅雨怪住在常年大雨的地方却从不抱怨、小泥人儿感受着二十四节气在身上的流淌…十多年来,熊亮一直在探索一条将现代绘本与本土传统相融通的绘本之路。他的绘本,立意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哲学,又始终在叙事结构和表达方式上寻求新的突破。凭借这些独树一帜的作品(《寻暗集》、《小石狮》、《兔儿爷》、《灶王爷》、《悟空传》、《二十四节气》、《和风一起散步》…),他先后荣获国际安徒生插画奖提名和中国台湾“开卷”最佳童书奖等国内外多项大奖。然而,这个被视为“中国绘本先锋”的创作者,最初却是一个意外的闯入者。

从小就喜爱文学、画画的熊亮,是一个实打实的文艺青年。靠着童年时自学国画,他完成了最初的绘画训练,但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从事的全都是与艺术创作无关的工作,直

到 2002 年。“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好像是半夜睡不着,工作完睡不着,我起来听了一些摇滚,像崔健、窦唯这些,忽然听到之后,我想我还是个摇滚青年,怎么能变成一个每天在工作,还想以后开开公司,想要怎样怎样…我马上就转到那个创作。”刚从生活夹缝中解放出来的熊亮,开始尝试用绘本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他以熊暗为笔名,创作了改编自卡夫卡的《变形记》、《饥饿艺术家》等一系列成人绘本。但不久之后,女儿的出生让熊亮有了新的想法。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做绘本看,熊暗化身为熊亮,开始创作儿童绘本。“儿童是不带着先入为主的经验,儿童是一个全新看待世界。它就是必须得有图文结构,我做儿童绘本的时候,就有点感觉自己好像是在用图像去做诗歌写作的状态。”“然后这本是做的第一本儿童绘本,让我一下子觉得儿童绘本比成人绘本有意思的多。它完全是思维结构的东西,因为如果给成人做书的话,就像《小石狮》是一个情感的、记忆的一个象征,那么我第一页一定会说小石狮是小镇上的一个象征物,它记录了小镇的兴衰等等这种东西…这种都是大人的说法。小朋友根本就没有这个线路,小朋友一定是一个视觉游戏,小石狮是一个石头的东西,一动不动的,一动不动的主角,最好的方式是我们在移动,就是镜头的拉近、拉远。拉近拉远会显得东西会变大变小,那么大小怎么样跟记忆和感情在一起,所以我们的故事,其实开始的时候就大,小狮子很大,然后越来越大,忽然一张画面就变得很小。我就会说它的年纪比那个镇上最老的老人还大得多。小朋友他永远是抓住大小这个线索,他就会不知不觉进入。”

凭借出色的叙事结构和情感表达,《小石狮》获得了台湾“开卷最佳童书奖”,也为熊亮打开了一扇通往儿童绘本世界的大门。“有个老奶奶,奇怪的老奶奶坐在上面,在抱着小孩玩。她动作跟那个乌云的动作是一样的…”在中国绘本刚刚开始起步的 21 世纪初,他一边大量阅读学习国外的经典绘本,沉迷于研究儿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叙事学;“图文结构是每翻一页,它不是讲情节…”一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尝试用现代绘本讲述中国故事。

“传统里面有很好的想象,我之前绘本里面用到的像小石狮、梅雨怪、灶王爷、兔儿爷…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传统元素。每一个人物、每个元素,我们都赋予人物的性格和它本身就有的故事。所以其实一个秘密就是要万物有情,你让每个东西都能和孩子发生互动。”通过这些绘本,熊亮一举成为中国绘本界的领军人物,但他并不满足于重复自己,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进行艺术变法,在绘本叙事语言和技法上不断突破。

在最新创作的《游侠小木客》中,熊亮试图探索一种新的儿童阅读类型——绘本文学。这是一个系列作品,每本都有近百页和两万字左右的文字,创造了一个有着完整体系的奇幻世界,讲述小木客们充满趣味的探险故事。“小木客在以前《湘州记》里面就讲到,在某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些有趣的小人,他们的个子大概是人的三分之一左右,他的衣服、形象都是跟人差不多的,然后他们手工特别精巧…所以这些人是以前进入到桃花源的,然后跟一些山鬼女神还有各地的精灵还有森林中的原住民,他们其实都是有原型的,在古典文学中都能找到相似的原型。我是想把这些东西全都串起来,做一个很有趣的世界。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森林中的游侠,打通这个部落和那个部落之间的文化隔阂。还有对所有的生命他都有一个一视同仁的态度。这些是非常神奇,叫做庆忌。这个在《管子·水地》中写到,就是一个地方如果水源没有被断绝,自然环境也没被破坏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小人。这个故事其实是个隐喻,所有的生物都会在它原先的居住地里面,如果环境一旦被破坏之后,它们就会逐渐消失。”

为了构建一个美轮美奂的奇幻世界,熊亮采用了前所未有的细腻笔触,希望以丰富的细节营造出电影般的画面感,给孩子们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想再现一个树林中,并且是奇幻的,古老的树林的这种感觉。这次我用得比较多的是铅笔和细的笔,因为它要描绘细节。然后用的是矿物原料等这些来处理。就是里面的一些亮色,我会用一些水彩或者是油性笔,就会产生非常明亮的。像我们看这个,后期会处理一下,处理成整个都是夜晚,在夜晚的森林当中,为什么很多亮点。夜晚森林,你的感官会打开。”

“这是我经常喜欢干的事,比如看见野外有什么水就会跳进去。这是一个原始森林,我就会半夜翻过去。在森林中,你的感觉是很敏锐的,每个毛孔都能感觉到,你重新看见月光下的草地的时候,那个视觉是有一种新发现的感觉,你会看到很多细节的东西。”作为一个从小就在野外疯跑、打滚的野孩子,熊亮对自然有着深切的热爱。在《游侠小木客》中,他创造了一个神奇的森林家园,各种奇妙有趣的生命栖息其中。熊亮希望孩子们在这个世界里拥有无尽的好奇心,跟随小木客一起冒险,一起认识自然的参差百态,学会与万物融洽共处。

绘本创作者们以想象力搭建起一座座桥梁,让孩子们得以跨越语言、文化和年龄的界限,去认识这个世界,也为成人打开了一条与孩子们沟通的秘密通道。

粲然,国内知名绘本推广人。

在她看来,绘本是抵达孩子们内心的魔法之舟。在她创办的“三五锄”,绘本共读是重要一课。“对于我来说,每一个孩子,他们都像一只小鲸鱼,在心灵的大海里面遇到他们,但是他们并不会跟你说同样的语言。哪怕是在这样心灵存在着巨大鸿沟的时候,我们都还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竭力的沟通,去共同开拓一场心灵的、波澜起伏的、极其开阔的共同历险之旅。”

在粲然看来,绘本有万千法门。它们或者以数字和颜色的游戏,或者以极富冲击力的画面,或者以音乐一样的诗句,让孩子们接近最高级的美和想象力,探寻生命的真相。从 2010 年儿子米尼出生开始,粲然就和米尼共同开始了一段绘本之旅,并逐渐感受到了绘本神奇的魔力。从两岁起,米尼就开始创作一些小诗,流露出对世界敏锐的感知力。“他们最近有一个小作业,让他们写彩色的梦。他写的彩色的梦是:在一片大雪覆盖的森林里,有一从篝火,篝火旁边有个帐篷,帐篷里有一个小花瓶,上面插着一枝花,这就是我彩色的梦。我就非常吃惊,我就说彩色的梦难道不应该是五彩缤纷的吗。然后他说,我觉得彩色就是非常单调的颜色里面有一个颜色,那它就是彩色的。我觉得所谓的绘本演读,不仅是大量地读绘本,去让他们能够说出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话,最重要的是,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跟着他们一起去

经历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只有这样,他们心灵的词汇才会五彩缤纷。”

作为一个重度分享癖,粲然也希望将绘本共读过程中的体验与心得,分享给更多人。多年来,她致力于绘本共读推广,撰写了一系列共读工具书,为许多不知如何与孩子享受绘本共读魔法的父母开启了一扇共读大门。在“三五锄”,她不但专门开辟了一间收藏了上万册绘本的图书馆,还经常为孩子们举办各种绘本活动,“图书馆奇妙夜”便是其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一个节目。

“这是‘三五锄’的一个传统,很多孩子都获得把玩偶带到这里,让他们的玩偶在这里过夜的机会。孩子们离开了图书馆之后,空空荡荡的图书馆,玩偶们会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书,会把书奋力地从书架上拿下来,去互相共读和倾听,然后抱着这样的书睡觉。第二天早上,孩子去接过自己玩偶的时候,他们都会接到玩偶们觉得我和我的主人应该读的那本书。一个经常大哭的孩子,可能会收到一本《哭了》这样的书,这本书里面会告诉他,哪怕是哭也会是个好孩子;一个刚刚掉牙的孩子,会收到一本我换了一颗牙这样的书…所以,实际上每个孩子都会收到跟他自己内心对话的那本书。这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实际上我们觉得它是一个祝福。”粲然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调动孩子们阅读绘本的兴趣,她相信,绘本就像抛向远方的锚,能为孩子们漫长而未知的人生旅程指引方向,为他们带来安定的力量。

“童书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它的力量并不是征服一个王国,或者是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它的力量是它总是能在微小的事物上面呈现它的魔法。就是像孩子的心一样,像小草萌芽一样。只有孩子的心灵被这样的事物润泽过,它真正的魔法才会产生,这样的魔法会支撑他们在最叛逆的时候,在心里最有失败感的时候,在遇到孤单和死亡阴影的时候,去支撑他们选择真正近乎心灵最光明的事物的那一条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绘本共读的,父母给到孩子或者成人世界传递给孩子的最大的祝福。”

第 4 话 设计师的纸上王国

为无形的思想构建一个形态,是书籍装帧设计师的使命。

他们通过精心的思考、缜密的编排,进行着内容与形式的实验,在纸上建筑起一个个王国,为文字与图像赋予新的价值。

“一点印象都没有了。1993 年,香港的一个人给我写的一封信:请你查询美国的出版社名,关于计算机排版系统也请你与它联系。做书嘛,挺关心这个计算机怎么排版嘛。”五十五年,一千五百多本书。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学习并践行现代设计理念的书籍设计师,宁成春见证了中国书籍设计变革与发展的历史。

“杨绛先生写的《洗澡》,她的意思就是说要简单,越简单越好。我想它‘洗澡’嘛,不是说一般的洗澡啦,它‘洗澡’就是讲运动,人思想去洗澡。我用那个炭笔在一个很粗的纸上,就画几个像有污垢一样的东西…这是精装本,PVC 的…一个透明的封面是轧了一个凹凸,也像一个肥皂一样的。”宁成春的设计生涯,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1965 年,宁成春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毕业,先后入职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担任美术编辑。当时的书籍装帧,还停留在封面设计层面。宁成春的主要工作,是手绘书封的图案与字体。凭借扎实的绘画功底,宁成春设计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书籍封面。

“其实呢,书法早就应该练。那时候的美术字、书名都自己写的。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照相制字,以前都是铅印嘛。这本书是我第一本书,这是用水粉画的嘛,画得很厚。这字都是写的,铅笔一写,鸭嘴笔一写,写完了把墨填好,一点点修好。每条字要写很长时间的,这就是没电脑以前,胶印的封面怎么做。工厂就按照我这个版式,9 磅的仿宋,每个数据都很重要,这书脊一杠那儿 19 毫米。”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使宁成春得到了前辈范用的赏识。在范用的影响下,宁成春不但形成了自己的书籍装帧设计风格和理念,更得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1984 年,在范用的极力推荐下,宁成春成为中国第一批留学日本,学习书籍设计新技术和理念的设计师。

“我因为在杉浦康平那儿去做嘛,他也跟我讲过基础的一些东西。包括这个网格设计,他也跟我讲过,怎么来的,从字的磅数和书的结构,跟我们国内很不一样,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1984 年和 1986 年两渡日本,跟随设计大师杉浦康平、真锅一男的学习经历,让宁成春对书籍设计有了全新认知。回国后,他将从文本出发的整体设计观念、网格设计等新技术和新理念引入国内,设计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三联版《金庸作品集》、《陈寅恪的最后 20 年》、《锦灰堆》、《城记》、《古代的中国与日本》、《西行漫记》等,这些书已成为深入人心的经典版本,几代书迷的共同回忆。

“这就是 1995 年设计的《陈寅恪的最后 20 年》,整个稿子给我看,我看到下午,越看越带劲儿。我说拿回家看,到了家以后把自行车放到车棚里,扭头,在车后面拿书包,一看书包没了,很痛苦。那种痛苦无法形容,所以我的头发那么白呀,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原来也还有些白,花白,从那儿就彻底白了。大概半个月以后,我们早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你是宁成春吗。她说你赶快到我这儿来,这儿有你的一个包。书包袋子没了,但里边的书稿在。所以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看了这个书以后特别感动,很大胆地就用了一个整个一个黑的封面,你看着眼睛很明亮,但是他是失明的,攥着这个拐杖,攥得很紧,这个很感动我,所以我就用这个像。其他的用什么来表现呢,我看了他的目录,目录加标点、加空格,计算好,正好十一块,压在很密的地方,就是感觉透不过气来,表现出一种压抑的感觉。”

在《陈寅恪的最后 20 年》中,宁成春以一张陈寅恪拄杖的照片诠释了陈寅恪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城记》,一本讲述北京城半个世纪变迁的书籍,宁成春将封面设计为一个已拆光的城门楼,叠加虚拟的三维城门楼,而刻意将建筑学家梁思成安放到了封底左边的角落里,呼应了上世纪北京城拆除老城墙时梁思成的悲痛与无奈。在这些意蕴深刻的书籍设计中,宁成春以拷问历史的勇气,揭示出书的思想内核。这既是对现代设计理念的实践,也继承了范用等前辈所塑造的“三联”传统:一种代表知识分子精神的出版风格。在担任三联美术编辑室主任的十多年里,宁成春协同编辑同仁,逐步形成了“三联灰”的书装格调:低彩度、中间色、灰调子。这种简洁素雅的风格,突出了三联学术、人文的特色,深受几代读者的喜爱。

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摸索试探到游刃有余,宁成春始终沉默地隐身于书的背后。50 多年过去了,他还在做着这件一生热爱的事。从内容中来的设计往往谦卑内敛、不动声色,但细看之下总能发现,设计师们原来早已把隽永的情感与深邃的思想都统统锁在了那方寸之间。

“这做设计呢,其实就跟演员一样,内容就是我的角色。你这个时候,其实你把你自己忘得越干净,这个角色可能越凸显。”作为独立设计师,何浩为徐冰、岳敏君、叶锦添、荣荣等数十位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设计过书籍。十多年来,这些累计超过百部的书籍,无意中记录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脉络,成为一份意义非凡的文献。

1998 年,何浩进入设计行业,但当时的商业设计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满足感。直到 2003 年,他受托设计一本纪念艺术家戴汉志的画册,当代艺术所蕴含的观念与方法令他兴奋。从那时起,他开始与更多的艺术家合作。“这就是在六里屯村。荣荣当时呢,其实是住在我现在小区的这块地上,那时候荣荣跟我说他有这么一个计划,然后呢我也特开心。但是当时做这个书的时候,一开始遇到了特别严重的阻碍。他当时拍的照片太多了,海量,当时已经不断地在试,怎么去编排、怎么去设计,怎么都不行。后来我说咱们还是别弄成一大本了,它其实是一个‘私摄影’,我说还是做成一个盒子,就感觉好像把你自己的生活和那种日记就放在这个里边了。”

《六里屯》,是何浩设计的重要作品之一,收录了早在创立“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之前,艺术家荣荣与映里合作的早期摄影作品。在《六里屯》中,何浩对内容的编排影响甚至改变了整部画册的走向。荣荣 1994 年到 2000 年创作的作品单成一册;第二册中映里与荣荣共同生活时拍摄的照片,以胶卷形式被整卷整卷地直观呈现;最后一册,收录了两人以六里屯的房子在城市扩张中被拆毁的过程为题的系列作品。艺术家在六里屯的故事就这样呈现出一种似水流年的意味。

在何浩开始设计的二十一世纪初,中国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画册与书籍。而何浩等人在这个几乎空白的领域的探索,出乎意料地为当代设计开拓了新的空间。凭借对艺术敏锐的感知力与极富经验的专业能力,何浩成为独立出版领域最重要的书籍设计师之一,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与他合作。

“它一定是在一个编辑概念上的设计,就编辑概念就有点像人的那个骨架似的,排版就如同人的肌肉啊、皮肤啊,那是这么一种关系。就跟你画素描,你要是想把这张素描给它画结实的话,那一定是皮肉筋脉骨这五层哪层都少不了。”在《徐冰版画》中,何浩对徐冰的作品做了极其细密的修整,并与徐冰一起在印厂对原作进行一次次拍照、扫描,反反复复地调整,只为最大限度地还原版画的印痕,找回从画到书转换过程中遗失的原作质感。而在《感伤之旅》中,何浩以明黄色作封面底色,来承载荒木经惟那些诉说着生死感伤的摄影作品,又特意选择用特黑墨来印刷所有作品。《感伤之旅》和《堕乐园》两部分作品分别过一遍亚光油和亮油,如此沉默地将作品托起,诉说着生命的重与轻、实与虚。

在与众多出色艺术家合作的过程中,何浩不断充盈着自己的设计,但在这样的十年后,他逐渐感受到倦怠。2013 年,他开始接触与艺术书截然不同的学术类书籍,尝试新的挑战。“艺术书呢,因为本身它是有视觉形象的,你只要去组织就可以了。但是学术书呢,它是思想,它这个思想载体是文字,没有任何视觉的东西,完全地需要你自己来构建的。它是一个更开阔的和更有可能性的一个领域。”

“《苦命天子》这个书其实是茅海建的一本旧书,但是非常经典。现在有一种史观,就认为如果当时不是咸丰做皇帝的话,可能清朝不会那么糟糕。但是我看了这个书之后,我觉得呢,有一点其实是不容置疑的是什么呢。咸丰皇帝的这个苦命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脑子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史观之后,我就想到,其实它很像一个拼图的玩具,你拆开碎片的时候,看每一片好像它都是有无限的可能,但其实最后拼起来之后你发现,实际上它只有一个结果。但是呢,你知道做设计就是这样,它这种概念可能是可以的,但是你没法儿直接用,就是你直接用特傻,你必须得有几次转换才行。我试了一下,就是把那个拼图拼起来之后,它不是有那个缝吗,就是那种曲里拐弯的那个缝,把那个缝给勾起了之后呢,它其实是一张网。”

从艺术书籍到学术书籍,何浩把每一次设计都视为对内容的再次写作,设计的能量为书籍赋予艺术的价值。面对日益多元的阅读媒介,今天的设计师们对书籍设计有了更多思考。纸质书,已经从过去单一的记录和叙述功能中蜕变,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一种艺术品的特质。

作为一名艺术家,薄英(Ian Boyden)总在寻找合适的方式与世界沟通。或是用木头炭烧的灰烬作画;又或是将沙石做成的头像沉入水底,接受自然的侵蚀。而汉字书法,一直是薄英尤为感兴趣的艺术形式。他曾留学中国学习书法,更在 1995 年四处游历,寻访古代碑刻,那次经历,让他更深地领略了书法中蕴含的诗意,也彻底改变了他的艺术之路。

1998 年,薄英创立仅有他一人的蟹羽出版社,尝试将书作为艺术品来制作。他设计的第一本书便与书法相关。“这是我二十年前,27 岁时做的一本书。这是一本收录了艺术家张充和的书法和诗歌的书,她也是我的老师,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人之一。”

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

描就春痕无著处,最怜泡影身家。试将飞盖约残花,轻绡都是泪,和雾落平沙。

张充和,被称为“民国最后的才女”,在书法、诗词、昆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35岁时,她只带着心爱的古墨和一点换洗衣物远赴美国,开始了她在异乡恬淡自在的生活。 1993 年,薄英因为一次书法展结识了张充和,开始向她学习书法,从此结下一段亦师亦友的情谊。“她的书法是如此不可思议,如此美丽,当我看她的书法的时候,就像看到一群鱼或者一束树叶,它们很锋利、很清晰,那真是一次奇妙的体验。所以我想看看我是否可以用某种方式来传达这种体验。”

为了更准确地传达出张充和书法所带来的震撼,薄英找来德国老牌纸张制造公司的一款安格尔米白色重磅毛边纸,和一种极黑又不至于晕染的墨水,又亲手修复了一台手摇曲柄凸版印刷机,将张充和的手迹照相制版。并与张充和的丈夫,著名汉学家傅汉思先生一起将张充和亲自挑选的 18 首诗翻译成英文。“汉字是如此地充满动感,它们是如此充满力量感的象形文字,西方字母的形式无法与之媲美。所以我开始寻找应该找哪种字体,显然,我不能用那种很粗的英文字体,因为它们会相互干扰。”为了找到与张充和书法之美相匹配的英文字体,薄英专程请一位铸字师为此书铸造了一套纤细灵动的铅活字。艺术史学家白谦慎还特地为此书刻了一枚朱文方章。汉字书法、英文、印章三个部分必须采取不同方式印制,因此每一页都要印刷三次。

张充和有一枚印章,刻着“一生爱好是天然”,她会因为一朵花开而兴奋良久,薄英曾与张充和一起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讨论了一下午的竹子。两人都有一颗对自然之美异常敏感的心。“我喜欢清晨,因为这时候一个人也没有,非常安静。当太阳这么低,阳光从这个角度照过来,当你蹲下来,蹲到这么低,就像这样,你往前看,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那些蜘蛛网…”

作者与设计者对自然相同的热爱,指引着《桃花鱼》的设计。《桃花鱼》有三个版本的封面,分别使用阿拉斯加雪杉、印度紫檀和非洲沙比利木三种木材制作而成。“当时,我住在一个乐器制造商的房子里,非常有名的小提琴家,名叫保罗·舒帕克。他的房子里堆满了像这样的木块,有一天他来家里,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摆在那里,他说,你听。他敲打木块,咚。他又捡起另一个,咚。木头发出声音。你知道她(张充和)是个很棒的昆曲艺术家,她喜欢唱歌,她喜欢音乐。我想,也许我该做的是把书的封面用做乐器的木头做出来。”

桃花鱼是一种淡水水母,据说它们总是在春天桃花盛开时出现。薄英只在纸张的一面印刷并将其折叠,让这本书在视觉上显得干净,又有一种呼吸感,恰如桃花水母用身体呼吸的样子。“充和喜欢在大自然之中找到这些类型的东西,这些东西能告诉你她是怎样的人。她的生活有一种飘然的感觉,我想当你看到一只水母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完全是独自漂浮在汪洋大海里,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联想到充和。”

从《桃花鱼》开始,薄英一直在探索书籍艺术。他的设计与传统书籍风格迥异,不仅形式大胆多变,材料也往往出人意料(《夜的华章》采用皮革与亚麻、《鸟的精神》采用施坦威钢琴漆面、《靠近他们终将相遇之处》采用山羊皮与泡桐木板、《地平线的片段》采用黑榄仁木与皮革、《蛎鹬和珍珠色羽毛》采用木头与矿物颜料、《栖居》银枫树皮、《拉普兰飞蛾》陨石与不锈钢、《恒星之心》陨石,不锈钢与青铜、《天书》镍铁陨石与不锈钢…)。在中国寻访古代书法碑刻的经历,让薄英对书籍的介质、形态和阅读的含义,有了全新认知。他领悟到,古老的石头因刻在其上的碑文而被长久地凝视,那么木头、珍珠、陨石乃至世间的万物,也都能被制作成书籍,在更久远的岁月、在更广袤的空间被书写、被阅读、被领悟。

“我在这些书里面尽力尝试的是以书的形态最大程度地呈现我脑中的想法。”书籍,对薄英来说是一种艺术品。他相信通过赋予一本书合适的形态、色彩、气味…带来的是呼应感官的生动沟通和无穷想象。

第 5 话 快时代阅读指南

在这个加速前行的时代,一切都脚步匆忙。快速与效率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人们在五花八门的生活中应接不暇。如何在拥挤与喧嚣中找到合适的阅读姿势?如何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开辟出一个精神角落?朱利伟、小隐、杨早,三位爱书人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这个时代珍贵的阅读风景,提供了一份别开生面的阅读指南。

在穿行于这座城市的二十多条地铁中,数十万上班族正经历着每日例行的早高峰噩梦。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无疑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却是忙碌生活中十分难得的阅读时间。朱利伟,一名普通的图书编辑,也是一个手不释卷的爱书人。无论何时何地,她总会在包里装上一本书,利用每一点零碎时间进行阅读。

“因为我每次从亦庄到我上班的地方,到东四下车,半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地铁上面。我想不然把我前一天没有看完的书继续看吧。我发现,效率还蛮高的,一天也能够看三五十页,几天就可以读完一本书。能把不用特意去处理其他事情的时间高效地利用起来,沉浸在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工作之外,也是挺好的。”正是利用每天上线通勤的一个多小时,朱利伟在拥挤的车厢和喧嚣的人群中,一年读完了几十本书。与此同时,爱书人之间的惺惺相惜,让她开始寻找“同类”。

“(那人)好像是复习备考吧,然后也有人在读英文小说…今天人比较多,然后在地铁上比较挤,没有看到更多读书的。有的时候多啊,有的时候一天能有七八个(同类)。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在坐地铁的时候,看到一个男青年,他在读《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很想问问他这本书好不好看,但是我没有勇气跟他说话,于是就只是拍下了他当时读书的样子。后来我又拍到了那张照片,也是现在我用作豆瓣《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这个相册封面的那一张。在周围的一个环境里边,他拿了一本书,还拿了一支笔在那认认真真地做笔记,那个书反出来的白光,真的就像地铁上的一束光一样。那个画面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边,让我总是忘不了。”

打在书上的这道光,开启了朱利伟的地铁摄影之旅。她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并用手机捕捉地铁上的读书人(和妈妈一起读《窗边的小豆豆》、偷看隔壁陌生人的电子书、每次都带小马扎上车的书迷、教孙子读《声律启蒙》的老人…)。“我没有特意想要去拍这一系列的照片,就是遇到了就拍下了,遇到了就记录下来。但是,当你开始留意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地发生,好像拍照变成了有那么一点点意味的事情。”

在朱利伟的镜头里,上下班高峰期拥挤的北京地铁,俨然成了一座流动的地下图书馆。形形色色的人们、五花八门的书籍穿行其间。“《叫魂》,孔飞力的那本书,我印象特别深刻。还有一个人,他读那个《资治通鉴》,我也很震惊,真的有人带这样的书到地铁上读。”作为一个编辑,朱利伟的工作十分忙碌。这些不期而遇的人与书,成为她疲惫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和惊喜。她把在地铁上拍的照片整理成册,命名为《地铁上的读书人》,却没有想到,这件最初只是用来自娱自乐的小事,竟在不久之后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反响。

“直到四个月以后,我才把照片上传到豆瓣上。因为我自己在豆瓣上又不是什么‘大 V’,只是想给自己做一个备份。每次只能上传九张,好痛苦,因为我拍的照片太多了。当我添加备注的时候,我发现,那个阅读量蹭蹭蹭往上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我都没有添加完,你们先不要点,先不要看,等我添加完了你们再看,就这种感觉。”《地铁上的读书人》相册,引发了大量关注,网友们像追剧一样,追看朱利伟的相册。许多人不断“催更”,有人甚至主动约朱利伟来拍摄自己。但伴随着照片的传播,也有一些网友质疑,这些照片是否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和肖像权。这些声音让朱利伟一度非常沮丧,她开始理性思考这些问题,更有意识地避开读书人的正脸,只拍摄书的特写,并尝试学习国外摄影师的经验。

“在伦敦、莫斯科、纽约也有人在拍地铁上的读书人。国外摄影师,他们跟(被)拍摄者会有沟通,是否同意把它发布到网络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拍摄和被拍摄关系的一个原则。我想如果我的这系列照片要拍得更多、走得更远的话,也需要这样做。”从 2018 年 2

月开始,朱利伟在一年多时间里拍了一千多张照片,这些随手拍下的阅读瞬间,赢得了大量关注,唤起了更多人对于书的热爱,也因此在“新京报 2018 年度好书致敬礼”中,获得了“年度阅读场景”的致敬奖项。

(在手机垄断都市人精神生活的今天,在熙来攘往、拥挤不堪的地铁上读书,或许是最没有仪式感的阅读场景。但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阅读如同柴米油盐,都是生活本身。我们致敬朱利伟和她镜头内外地铁上的读书人。)“新京报今天把这个年度特别阅读场景的致敬奖颁给了地铁上的读书人,它的本意可能并不是要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地铁上读书,而是希望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地打开一本书,去感受阅读的美好之处。”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的阅读场景和阅读方式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许多像朱利伟一样的爱书之人,正以不同的方式,在纷乱、多屏的生活中,为人们揭示了当代人精神生活的另一重向度,打开一个个通往阅读的窗口。

小隐,B 站知名读书 up 主。通过推荐书单、分享读书方法,她在 B 站上收获了数十万粉丝。兼具广度和深度的阅读品味,让她被许多观众称为“移动的书单”。

“这一排,这一整排,都是以赛亚·伯林,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这个位置就是伯林专位,VIP 座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是陀陀的全集;奥威尔,新闻形式去讲故事的几本小说…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身上有一种特质的作家,他们非常关注社会现实,他们是可以教会你学习独立的作家。”小隐对书的热爱,源自童年。因为母亲是语文教师,小隐从小就与书为伴,六七岁时,她已是图书馆的常客。“一个六岁的小屁孩,揣着借书证,屁颠屁颠就跑到市里的图书馆,就去那边看一天书,然后再借两本回去。图书馆的阿姨她都会说,你六岁的时候就知道一个人背着个小书包过来借书了。”

从那时起,小隐便养成了时常逛书店和图书馆的习惯,哪怕在电子书、网购普及的今天,她仍然保持着每月至少逛一次书店的节奏。“其实平时不管工作压力多大,一进书店就感觉整个人都变得开心了。哇太神奇了,这个就是我昨天拍的那个‘6 月份读书报告’的视频里面《读库》有一篇讲‘赛博朋克’的文章,然后里面它有提到‘赛博朋克’的鼻祖,就是这本小说,蛮有意思的。刚好遇到了,刚刚遇到想买的书。其实现在买书渠道便捷了之后,你会觉得我买一本新书、感兴趣的书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我觉得能在实体书店里,冥冥之中突然遇见了它,感觉还蛮神奇的。练举重是吗,健身、锻炼、逛书店…”

出于对书的热爱,小隐在大二时去了上海季风书园实习。这段经历,让小隐对阅读有了全新的认识。“当时季风书园的创始人严搏非老师每周都带领大家来一起选书,其实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只是一个甄选的过程,更多是对一本书它的题材背后,我们会补充社会学的、哲学的、历史学的、人类学的等各种各样的一些知识背景。还有一些互相争论、互相讨论,它让你的眼界放宽了。而且原来读书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有的时候许多人一起讨论,你或许能获得比你一个人读书更多的事情。”

季风书园的实习经历,让小隐意识到分享的重要性。大学时,在看过国外的一些读书类视频后,小隐也开始了自己的尝试。没想到,第一次分享就让她收获到不少惊喜与感动。“我真正意义上第一个读书视频,应该是 2017 年拍的一个月度分享的读书报告。《(圣女的救济》,

这个内容几乎是中篇甚至短篇小说的一个体量;《奥威尔传》这本传记呢,是一个会让有志于新闻事业和写作事业的年轻人备受鼓舞的一本书…)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回看评论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人看到介绍《奥威尔传》的那个部分的时候非常受触动,而且后来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观众,他们也可能因为那个视频去读了非常多奥威尔的作品。”

第一期读书视频的成功,给了小隐继续分享的勇气。从推荐书单到读书报告,从新书开箱到逛书店,她读书视频的形式越来越丰富,主题也越来越多元。小隐分享的书单中,既有严肃的经典,也有各种出其不意的书籍。“流行文化这些东西,比如说像最新的一些电子游戏啊,对我来说,游戏就是艺术。它是可以欣赏到很优秀的一些艺术设计和审美的一个载体。你会发现这些比较新的艺术形式,它也还是能够总结出非常非常优秀,质量很高的一些书单的,它是拓宽你阅读层面的一个机会。”

靠这些轻松有趣而又不乏深度的读书视频,小隐点燃了一大批观众对于阅读的兴趣,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但在为此欣喜的同时,小隐也一直警醒自己,不要落入意见领袖的“圈套”。她希望分享读书视频的意义,是让大家学会独立思考,而不是强行灌输思想。“我觉得给别人带来什么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因为通过一个短短的几十分钟的视频,表达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少的。它本质上还是碎片化的信息,而不是系统的知识。因为我觉得,既然它的本质是娱乐,那我就希望,如果他们能够通过看视频得到一些消遣,得到一些排解,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啊,或者是收获吧。其实也有看到一些反馈说,很多人开始主动地去阅读了,去开始独立思考了。我觉得这也都是好事,但我还是想说,这些东西并不是我带给他们的,而是他们自己带给自己的。所以我还是觉得,做一个开开心心的、自私的表达者,然后所有的观众们也都开开心心地做自己,每个都是独一无二存在的独立的个体。”

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出现,使人们的阅读内容、阅读媒介和阅读习惯都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快餐式、碎片化的浅阅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如何顺应时代,又不被潮流裹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和分享自己的读书之道,试图在坚持深度阅读的同时,开辟出阅读的更多可能性。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撩新”的时间了。这次为您介绍一本新书,是一本谈《红楼梦》书,叫作《醉里挑灯看红楼》…)在令人焦虑的晚高峰时刻,杨早开始了他的创作。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阅读与写作,是他在快时代里摸索出的独门诀窍。

“就跟有些人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唱歌一样,可能有它特殊的效果。正好呢,又有这个更新公号啊,所以我就尝试在这上面来说一些事。从家里到单位,一趟车上能够说出三篇公众号(文章)来。如果你啥事不干,反而会比较焦躁。完了以后呢,我会把这个录音转成文字,然后再在文字上做一些修改。”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也是一名专业的读书人。写书评、做公号、录节目,杨早一直积极地投身于各种阅读行动。(读书,你要推动自己沉浸下去,推动自己往深里走,你就一定要找到一批小伙伴,能够跟你一块潜下去…)他从一个象牙塔中的学者转变为一个阅读推广人,起始于 2011 年朋友间的一次倡议。“绿茶(书评人)跟我,还有邱小石,我们三个住在同一个小区。绿茶有一次找我们聊天,就说既然我们都在一个空间场所里面,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开个读书会呢。因为他的理念就是说阅读需要分享,那我跟邱小石都觉得这样也挺好,所以就同意了。”

(如果想把这个城市读好,它一定不只是文学一个学科可以解决的…没错,自从提出这个计划以后,我又多买了好多城市的书,讨厌死了…)这个被命名为“阅读邻居”的读书会,采取主题阅读的方式,每月一次,由杨早、绿茶等人定下书目,读者报名参加,现场分享阅读心得。小型化的规模,让读者可以多向互动、深度参与。(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但是我们其实像城市里面的一个浮游生物一样,我们是不知道我们周边是个什么样子,城市是怎么样建立起了的,以及这个城市是怎么样演变到今天的…我更喜欢从文学进去读一个城市,就是你对这个城市有一个感性的认识…空间感和对城市的这种认知,如何让自己头脑形成一种共鸣,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有效的辅助工具…我一直主张一个闭环:读书需要阅读、思考,然后要表达,最后是写作,因为写作是比较精炼的表达,但是‘说’是一种即时的、混乱的,但是有火花的这种表达。它会拓宽你对阅读的思考,变成你自己内心的产物…)

这个小小的读书会,从最初的三个人逐渐吸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读者,甚至有不少读者从外地远道而来。随着读书会渐入佳境,杨早等人开始思考如何将阅读更进一步。2017 年开始,他们进入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阅读阶段——谱系阅读,坚持完成了一整年的“读史”计划,从西周一直读到民国。与此同时,一个更具创意的阅读计划也开始酝酿。“我们为走读做一个准备,线路梳理。从去年开始,我们提出了‘走读’的计划,希望大家能够更接近历史,更接近文本,更接近我们要阅读的书。”

“去年走了宣南‘戊戌变法’这条路,那么今年又走了‘五四运动’这条路,接下来可能就要跟文学结合得更深一点,那么我们选择说来走比较成熟一点的就是,老舍的《骆驼祥子》里面这条路。”(这个团城的城墙,小说里也有,那个祥子,虎妞给他定完了(亲事)以后,他自己一个人往回走,差点碰到这个城墙上,失魂落魄的,咣一下,撞墙上…但是这是个常规路径,一般乡下人进城都是要走这条路,一开始雄心万丈,慢慢的,这个心就没了,就还是得读书…,虎妞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象欣赏着自己的那片话,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禁城内一点声响也没有,那玲珑的角楼,金碧的牌坊,丹朱的城门,景山上的亭阁,都静悄悄的好似听着一些很难再听到的声音…)

“后面比如说,我们可以走鲁迅的北京之路,鲁迅在北京的时候他去哪些地方。我们也可以走沈从文的故居之路,沈从文在北京有好几所故居,能把它串起来…反正有空的时候,就抓出来走半天…”

随着电子书、有声书等各种阅读媒介的涌现,杨早在坚持线下读书会的同时,也开始尝试利用新的平台和媒介进行阅读分享。创立“早茶夜读”公号,每天发表一篇文本细读;与网络电台合作,品评民国小说。(你们好,我是杨早,欢迎收听“早茶夜读”之“小说民国”。到底在老七的心目中,外面的生活跟丈夫代表的家里生活孰轻孰重…)“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想尝试一下,我能不能用这种形式,在相对比较容易获得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内容的某种严谨性和完整性。由于这个本身知识的形态变化以及知识含量的巨大增多,实际上是逼着大家把所有的感官全都动起来,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碎片化时间,把它利用起来。但是你发现,每一次这种媒介的转换,每一次这种渠道的变化,其实都会有好有坏的影响。我觉得一个聪明的人,应该是利用好的方面,尽量地避免它的坏的方面。”

从读书会到各种新的阅读形式,杨早等人始终在摸索快时代里的阅读指南。在他看来,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深度阅读都不可取代,它是人们认识生命真相、抵达世界深处的最佳路径。但他也知道,阅读不应该是一件故步自封的事,只有广开门路,才能为人们在这个时代里,打开阅读的更多可能性。